有效信息稀缺的时代

作者:尹睿智 阅读量:3874155 发布时间:2019-10-18 09:26:41

人们都喜欢将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为信息时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正在逐渐认识到一个真相,即在当下的信息时代,对以中产阶层为代表的社会主体人群而言,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正变得越来越难。

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由于信噪比大大降低了。这里所谓的信噪比,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人们获得的信号中,有意义的信息与无意义噪音的比值。在前互联网社会,由于制作和发布信息的成本并不低,刊印一本书,发行一份报纸、杂志等,都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同时,阅读大部分时候也是一项付费活动。这种创作和消费的高成本会,倒过来限制垃圾信息的产生。

在互联网时代,以面簿、推特、微博,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信息产生的成本过低,同时,阅读这些信息也几乎免费,造成了信息爆炸。海量的创作者开始针对各种背景、阶层、偏好的人创作针对性的信息。各种虚假信息也开始泛滥。人们在巨量的噪音下寻找有价值的信息,变成了一种越来越难的事。

劣质信息占优的传播机制

比信噪比大幅降低更为严重的是,互联网平台的传播机制决定了,劣质信息比优质信息更具传播力。在中国,随着搜索引擎的衰落,这一规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愈加明显。传统时代的信息传播机制是太阳式的,即中心化传播。每个媒体的接收者都得到同样的信息。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谷歌为代表的搜索引擎,第二类是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投喂式推荐引擎;第三类是以面簿和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社交传播。投喂式的推荐引擎最大的问题在于,从商业的角度,它的盈利模式需要它最大化产品的点击率和传阅率。只有这样才能有足够的广告曝光率,才有钱赚。

社交媒体属性的信息传播核心是依靠用户的分享率,主要的盈利模式也是靠广告。也就是说,作为内容创作者,无论是针对推荐引擎,还是社交媒体平台,创作情绪化的,媚俗的,易于引起用户点击和传播的内容,往往比创作严谨的,高知识密度的内容要容易获得商业成功。

优质信息的传播机制则不同,它们往往意味着商业价值。从大的方面来说,吸取到优质信息的人可以通过这个信息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从小的方面来说也能提高阅读者的自身素质,在长期的社会竞争中间接获益。所以,信息社会传播机制显示出了令人失望的一面,即好的信息在这个网络中是难于传播的。看到优质信息的人倾向于自己把这个信息保存下来,而并不分享出去。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对公众号文章质量最高的赞美词中,有一句就是,“这个号我希望就我自己知道”。

低质化的作品创作和互联网传播机制互相加强,而优质信息在社交传播渠道中又易于衰减,这个机制直接导致了当今互联网上优质信息比例的进一步缩减。

尴尬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优质信息的生产源头本身也在缩减。这一点在中国特别明显。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从国与国的竞争,商业代际的更替,到国家政策的改变,社会阶层的变迁都会对每一个个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中产阶层为代表的公众对这些社会事件是需要解读者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需求。

在传统社会,一批社会贤者,用全职或兼职的身份,从事着时政,财经等领域的评论。华人世界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在作家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时政评论者。他们有时也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

本文只把讨论范围限定在经济范围领域,在该领域里,大量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再具备判断能力;同时,一些推广知识付费的伪知识分子正在大行其道。

互联网革命改写了经济世界的维度,把经济从单纯的实体空间的社会活动,变成了实体和虚拟空间深度互动,互相影响的复合型社会活动。在实体社会的商业活动是易于观察的,例如,一个商场有没有人去,有多少人去,都是什么年龄,什么穿着的人去,有没有人闹事,那些人都是开车来还是步行来,都是可以肉眼直接观察的。但是互联网时代的电子商务领域,其观察的难度和维度都有量级的增加。

例如,一个电商app究竟有多少用户,不利用数据工具,光看那些真假难辨的新闻是难以估算的;一个电商app获取用户的成本,用户的年龄分布,即便是业内的高手,要准确估算也并非易事。一个电商app的真实注册用户数,要排除以赚取新用户注册福利的黑产的账户数量。这些电商的常识躲在一个看似简单的手机软件的背后,一部分传统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不知道有这类概念,即便是一些知名的互联网评论人,对很多真实的数据也把握不准。

这种演化让经济活动的认知门槛发生了本质的提升,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无法越过。但是,并非每个传统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有的则是意识到了,但不懂装懂,变得人云己云,或者干脆来个知识的殖民化,就是照搬西方理论,用西方发生过的事实归纳出的理论硬套,来预测和判断中国。这就造成中国社会面向公众的优质信息源大幅缩减。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是2014年至2015年间,整个中国的公共知识界大肆宣传中产阶层消费升级。参照西方过去发生过的城市中产阶层消费升级历史,当时的知识界几乎一致向公众宣扬: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产阶层对商品品质的要求会有显著的提高,制造业应该在高品质商品上着重发力。一些鼓吹消费升级的知识平台,甚至推出数千元人民币的雨伞等“升级”产品来迎接“风口”。

事实当然不如他们所言。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没有发生所谓的大升级。那些昂贵的奢侈品依然只有少数人消费。过去四年中国真正发生消费升级的地方不是一线城市,而是三四线城市以及之外的乡镇。中国一线的互联网商业精英显然头脑清醒。以拼多多为代表的公司,根本没有去追逐知识界所鼓吹的城市中产阶层消费升级的风口,而是沿着商业社会最朴实的规律,扎根中国广袤的城镇空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最可悲的是那些听信了“贤者的预判”,而把自己的积蓄投资到各类迎接城市消费升级的加盟店体系的中产阶层。他们苦等的消费升级没有到来,自己的消费却实实在在降级了。

新兴的公共知识分子

传统公共知识分子不能胜任,但是社会的需求仍在,甚至更加的旺盛了,自然就有新兴的公共知识分子补上。新崛起的为中产阶层提供社会解读和知识传播的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的代表是互联网行业的精英,他们往往是技术出身,有商业实操经验;半路出家,凭借个人兴趣发光发热,在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代表的阵地开始输出内容。

这类新兴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是,他们是真正的了解当下互联网商业社会的人,他们能输出高质量的内容,具有价值的洞见。他们的短板是,由于前文所叙述的互联网信息传播规则,他们的读者群体集中在信息获取能力极强的互联网从业或创业人群,以及高校的精英学生中。这些高质量的公众号大部分至今没有渗透进中国普通中产阶层群体。

另一类的新兴公共知识分子则是深谙互联网信息传播之道的另类精英。如果说前一类精英是长于输出有价值信息,弱于让这些信息易于普通人接受;那么这类精英正好相反,他们未必输出了什么有价值的内容,但是他们却深谙让信息在普通中产群体中广泛传播的套路。这类新兴精英的一般打法是,凭借敏锐的舆情嗅觉和娴熟的媒体掌控技巧,输出一些让人觉得脑洞大开,似是而非的伪知识让中产阶层付费。

这种现状的成因也很好理解。如果要传播互联网时代有真正价值的商业信息,且不论信息产生的成本如何,必然意味着要讲述大量普通中产阶层人群不熟悉的技术知识,网络世界生涩的信息规则。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创作往往还容易引起反感,因为它经常须要戳破普通人认知的谬误,或让普通人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局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种感觉,一部分读者在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时往往会产生不适。

但是,脑洞大开的伪知识则不同。首先,伪知识不涉及任何晦涩难懂的知识基础,这大大降低了阅读的门槛,它们只是被精心制作出来的看似高深的文字游戏。更重要的是,脑洞大开的伪知识不属于任何既有的真实知识体系,这种伪知识不仅避免了给一部分读者带来他孤陋寡闻的不适感,还会给读者一种自己是第一批获得这种认知的人群的优越感。

但是,伪知识毕竟不是真知识,这些平台输出的信息,其有效性是经不起检验的。例如国内一位知识付费领域的代表人物,今年就被网友收集整理了他过去数年那些脑洞大开,极具颠覆性的数个商业判断的讲述视频。这些商业判断大部分都错得离谱。

有效信息缺失的负面效果

以中产阶层为代表的社会主体人群,其个人命运和社会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息息相关。中产阶层个体的经济状态,也反过来决定着社会稳定的基本面。

例如,中国在过去两年出现的区块链骗局热至今没有完全消退,并非由于政府的打击力度不足,而是由于社会上中产阶层人群缺乏对区块链技术的理性解读。中国的传统公共知识分子由于缺乏技术基础,面对区块链热潮时,无力解读。

这个技术热潮的解读需求,就只能由新兴的公共知识分子来满足,第一类互联网行业的真正精英并没有缺位,他们中的很多代表人物都发文谴责了区块链发币骗局,并且对这些骗人手法做了详细拆解,无奈的是他们的声音不大。

但是,那些另类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很多还直接或间接地加入了这些骗局。这些骗局造成的悲剧,不仅仅是受害者家庭的悲剧,对整个社会经济也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并非无药可救

信噪比的大幅降低,传播机制的劣质信息偏好,传统公共知识分子有效信息输出能力的下降,新兴公共知识分子中,伪知识产生的效能又占据优势;当下中国的中产阶层可谓是生活在一个有效信息极度稀缺的时代。这种现状无疑是对当下信息时代的一个讽刺。

不过这个问题也并非无药可救。从中产阶层自身而言,在面对海量的信息源头时,不妨多搜索下这些发言的专家过去三年,四年的言论,看看他们的预测是否准确。仅凭这一条就可以过滤掉大量的伪公共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中产阶层必须学会搜索引擎上的最好提问窍门, 这是寻找到优质信息源的重要手段。

正如前文所述,社会中的信息环境与中产阶层的处境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政府和社会也应该把改善中产阶层获得优质信息的环境当做一个目标。中国的中产阶层特别焦虑和迷茫,跟他们所处的社会有效信息稀缺也是有重要关系的。

优质信息在传播上的劣势是由于传播机制的商业逻辑决定的,并非在信息上没有好的模型和机制去辨识。例如,一个靠标题党(clickbait)和情绪类文章吸引读者的公众号100万粉丝,才有平均每篇文章3万的阅读量;但是一个输出优质内容的公众号,30万粉丝就拥有平均每篇文章3万的阅读量。从平台的角度,可以大量利用这类指标去发掘和界定优质的信息来源。在市场失效时,政府和社会组织应该考虑改善这个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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