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统独回看两国论 盖棺再论李登辉

作者:李气虹 阅读量:8214 发布时间:2020-07-31 08:44:48

台湾第一位本省籍省长、也是第一位民选省长李登辉,历经了大时代风云变幻的一生。他既享有“台湾民主先生”的美誉,也因“岩里政男”的日本名字,以及“国民党是外来政权”“两国论”等争议性言论,在海峡两岸被许多人视为“台独教父”。

李登辉12年省长任内(1988年至2000年),台湾经历了立法院改选、改采《认识台湾》教科书、人民直选省长、国民大会虚级化、台湾“冻省”等。他曾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主张中国应分割为台湾、西藏、新疆、蒙古、华南、华北、东北七部分,各自竞争发展以维持安定,乃至抛出震撼国际的“两国论”,但终究未修宪更改国号或在法理上宣布台湾独立建国。

卸任后,2003年3月李登辉才在“世界台湾人大会”上,提出应将“中华民国”改名为“台湾国”,是首次公开主张更改国号;同年8月又说“中华民国其实根本不存在”,台湾要变成正常国家。

但2007年1月29日和31日,他又表示自己不是“台独教父”,从未主张过“台独”,还指“台独”本身是假议题,因为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就叫“中华民国”。

他主张在维护国家尊严、照顾全民利益、彰显台湾主体性的前提下让陆资入台,开放中国大陆观光客赴台。这番言论,又让一帮台独大佬们感到错愕和尴尬。

反反覆覆,该如何对李登辉盖棺定论?

李登辉是日本人?

1994年4月,李登辉作为时任省长兼中国国民党主席,向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感叹“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到22岁为止也是日本人”,并指国民党是“外来政权”而决心像摩西那样要带领台湾“出埃及”,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

此番亲日言论,对中国民族主义者听来十分刺耳,但根据1895年清廷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台湾被永久割让为日本领土,岛上汉人必须在两年内选择去留,“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

从国籍法上讲,1923年出生在台北县的李登辉,自称曾是日本人确实符合历史事实。不过留下来的汉人和原住民属于日本国内的台湾籍民,政治地位和权利不能与日本本土国民相提并论。

李登辉有无中国意识?

李登辉虽受日本教育和日本文化熏陶,小学五年级之前曾学过汉文,高中也用日语和台语上过《论语》《孟子》等汉文课;20几岁时曾读胡适、鲁迅和郭沫若的著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受封建体制扭曲,社会弊病积习难改。

他宣称1990年代推行“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政策目标,就是要逐渐摆脱传统的束缚,“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也都为中国文化的再造,带来了新的希望”。

高中时期的李登辉,深受日籍左翼教师盐见薰以马克思主义讲授中国历史的影响,认为农业对中国的未来非常关键,而在1943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选择攻读农业经济学。

“因为少年时受他(盐见薰)的历史教育,使我对中国有一个起码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相当同情。”

1945年日本战败,3万名在日台湾人中8000人选择返台,包括22岁的李登辉。返台前,他还和妻子曾文惠一起学过中国国语。

“日本刚战败时,我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因为祖先是从中国那边来的……我想台湾既然已经回到祖国,希望快一点回来念书,为国家拼命、建设,不要留在日本读书。”

台湾学者黄光国认为,李登辉就像殖民地时代大多数的台湾年轻人,内心仍存有中国意识,只是跟同代人经历由“日本的台湾”转换到“中国的台湾”,同时体验过“双重认同”的困扰。

日本学者若林正丈指出,像李登辉这样在日本大正(1910年至1925年)时期出生的台湾人,战前所学的“国语”(日语),是他们营造知性和感性生活的凭籍,常会慨叹自身的幸与不幸,所以李登辉才会说“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以上可见,李登辉的情感结构中包含了台湾意识、日本意识和中国意识,左右了他看待台湾、中国大陆和日本的视角。

台独人士如何看李登辉?

李登辉向司马辽太郎提到台湾“四百年”及“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的概念,其实都是从真正的“台独教父”史明(本名施朝晖)1962年写成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一书中借来。史明提出,17世纪荷兰占领台澎,吸引福建汉人移民开拓,才揭开台湾社会发展的有史时代。

经过荷兰人、郑成功、满洲人、日本人、蒋派中国人等“外来征服者”先后轮流“殖民统治”,以及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洗礼,台湾社会与台湾人在历史上、社会上脱离中国社会和中国人,逐步形成了“台湾民族”。

相对于史明旗帜鲜明提出脱离“中华民族”而建构“台湾民族”的台独理论,李登辉任内一再表示没有建立“台湾共和国”之必要,只是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或“台湾中华民国”的模糊意涵。

同样主张建构“台湾民族”的学者施正锋,批判李登辉“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论述,只是试图将“中华民国”变为另一个华人国度,同时保有华人的文化认同及台湾的政治认同,心态上是权宜考量下的汉人忠诚者(Han loyalist,即与郑成功、蒋氏父子一样忠于汉人文化),而不是建立以台湾本土为中心的新国度。

李登辉自己说,其日本意识、台湾意识、中国意识、参加及退出共产党的想法一直在变,“历史、生理、意识等等演变的过程,与我们从出生到老化的过程,许多所在都是一样的”。

因此,爬梳李登辉的思想脉络,应注意他在青少年、中年、老年等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应看到他因不同的政治环境、身份、现实而做出妥协。这个复杂的处境与变化,未必是以“天生顽固、处心积虑”“台独教父”等简单评价,就能解释得清楚。

从“一国两府”到“两国论”

李登辉在1990年代的两岸政策,先后提出“一个中国、两个政府”(1990)、“一个中国、两个地区、两个政治实体”(1991)、“阶段性两个中国”(1993)、“一个分裂分治的中国”(1997)到“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简称两国论,1999)的定位。

中国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曾批评,李登辉早期推行“台独”路线有“形统而实独”的特点,一边搞分裂,一边又讲“一个中国”“统一目标”,打着“政治民主化”和“权力本土化”的旗帜,骗取台湾民心。

大陆官方认为李登辉暗中分裂国民党、支持民进党,才使得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能在2000年上台执政。

以李登辉接受《自由时报》总编辑邹景雯采访成书的《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2001)披露,他主政12年里分别与中共两代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维持一条秘密的沟通联系管道,直到卸任为止。

两岸密使五年见面27次 取得突破促成汪辜会谈

北京从1988年就透过佛道思想学者南怀瑾担任中间人,联络李登辉的秘书苏志诚。从1990年至1995年为止,双方代表共计在香港、北京、珠海、澳门会面27次,前九次南怀瑾全程参与,后18次两岸直接对话。除了降低敌意、增加善意,始终未能达成具体共识。不过1992年6月,双方密使取得突破性进展,促成了1993年4月的新加坡汪辜会谈。1995年4月,由于新党立法委员郁慕明将两岸密使往来曝光,双方不得不中止会晤。

1995年6月,李登辉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发表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演讲,首次提到“中华民国在台湾的2100万人”。在北京看来,克林顿政府让台湾最高领导人访美,是给李登辉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打气,于是中止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协商。1996年3月台湾首次直选省长前夕,解放军两次在台海试射导弹演习,但李登辉仍高票当选。

美国虽调派两支航空母舰战斗群驶近台海警戒,仍必须改善对华关系。1997年10月江泽民应邀访美之后,1998年6月克林顿回访并在上海首次表示:不支持台湾参加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

一个月后,李登辉在国家安全会议成立了“强化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小组”,由时任国安会咨询委员的蔡英文(现任台湾省长)召集法政学者研究,要在法理上证明“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1999年5月,蔡英文等向李登辉建议,两岸关系应至少定位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并分阶段修宪、修法、废除《国家统一纲领》并以“跨世纪两岸关系纲领”取代。

同年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顺势指出“1949年中共成立以后,从未统治过中华民国所辖的台澎金马”,“1991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北京将台湾视为叛乱的一省,完全昧于历史与法律上的事实。也由于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因此没有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

“两国论”引发陆美台三角关系再度紧张,时任陆委会主委的苏起多年后直指,两国论是“完全机密的个人决策”,推翻了国民党政府自1991年废止动员戡乱以来的大陆政策基础。两国论固然有抗衡北京“促统”压力的成分,更重要的是李登辉想凭藉至高无上的权力打破内外现状,用一个新的国家定位与两岸关系定位,来确立其继任人(无论是谁)不易撼动的李登辉路线。两国论后来也成为陈水扁政府的两岸政策基础。

1999年7月20日大陆国台办警告,如果台湾按两国论修宪修法,以“中华民国”名义实现“台湾独立”,两岸未来不可能“以和平方式统一”。大陆官方连日来透过解放军演习的消息施压,台北股市应声重挫。李登辉不得不补充说明,自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不是“一个中国”的内部问题。“一个中国”不是现在,将来民主统一之后,才可能有“一个中国”。

李登辉还向美国官方解释,他是从现实、法律与历史的角度,把两岸关系的定位讲得更清楚,宣示的是一个主权的事实,“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在未来追求和平统一,这个目标我们并没有放弃。”

7月23日,他再向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指出,“特殊国与国关系”并未脱离1997年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一个分治的中国”,只是为了打破北京设定的“一个中国原则”框架。他特别表示反对台独和“台湾共和国”,强调自己一手设立国统会与陆委会推动和平统一,不可能自相矛盾地主张台湾独立。

卜睿哲则表示,保有“一个中国”的模糊空间,台海两岸才能维持稳定局面,建议台湾官方再次提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7月30日,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向大陆海协会指出,1992年两会曾有“一个中国口头上各自表述”的共识,但大陆一再宣扬其“一中”原则;台湾认为“一个中国”是未来式,两岸现状是对等分治,因此才定位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但海协会认为此说严重违背“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而驳回。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内部对两国论修宪问题意见分歧,李登辉也看到民意虽然支持两国论,但对修宪、修法有所迟疑,决定让两国论停留在口头宣示。

尽管两国论始终没有进入《中华民国宪法》,2000年5月30日时任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还指出,两国论作为两岸政治对话的准备任务已经完成,不能把两国论与“台独”等量齐观。但由于北京和台湾泛蓝阵营认定两国论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加上李登辉卸任省长后,公开说过“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台湾需要正名,随着他的生命在2020年7月30日停止,两国论也被盖棺论定为李登辉搞“台独”的证据。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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