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骚乱及其战略影响

作者:亚当·加芬克尔 阅读量:5625 发布时间:2020-06-29 08:49:27

乔治·弗洛伊德于2020年5月25日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被一名警察杀害的这一客观事实,并不像现在对这一事件的连串反应那么重要。究竟持续的社会动荡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国力、政策和在全世界的声誉?

关于美国骚乱的影响,我们必须关注三个最重要的问题:首先,骚乱将如何影响11月的总统选举?第二,骚乱,特别是总统特朗普对此的反应,将如何影响军队士气?第三,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挑战不断演变之际发生的这场骚乱,将如何影响公众对美国作为全球公共安全产品主要提供者的看法,尽管它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已有所减弱?

社会动荡的政治操作

关于美国社会动荡的政治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和平示威有利于自由派民主党人,骚乱有利于崇尚“法律与秩序”共和党人。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和平示威和异见的合法性乃至崇高性,早已融入到美国本于良知的政治言论自由的理念之中;另一方面,无论暴力示威在当时是否有其正当性,它往往会促使对此感到焦虑不安但被动的选民,支持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分别趋于保守和狭隘的议程。

1967年至1968年期间就出现了上述情况,现在人们普遍断言,历史可能再次重演。特朗普显然是这么想的;迄今为止,他毫不掩饰的尼克逊式反应充分表明,他是在蓄意挑起冲突,以便从其所造成的政治后果中捞取私利。

特朗普的努力可能会得到回报,也可能不会。基于几个原因,指目前的情况类似于1968年并非百分百准确。因此,特朗普的“法律与秩序”竞选路线,在11月会有多大成效,仍有待观察。与此同时,他还将采取“指责中国”的战略,以使人们淡忘他在冠病疫情方面应对不当的记忆。

除非骚乱再持续几个月(这是不太可能的),否则到选举时,它将成为引发激烈争论的另一个党派议题罢了。如同以往,决定选举结果的因素必然有很多,而要理清它们,将是困难和不确定的。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选举将对美国未来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如果特朗普成功连任,而得以再耍多四年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性子,他将把战后美国大战略的残余部分,以及几十年来为支持这一战略而建立的所有多边机构摧毁殆尽。

如果民主党获胜,美国的政策将不会恢复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状况。奥巴马政府走的是比较犹豫不决,基调大不相同,逐渐远离大战略的路线。不过,如果拜登当选总统,其政府将恢复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的良好传统和态度,并朝着一个全新、希望是恰当的战略概念努力。

美军士气

特朗普动用美国国民警卫队驱散白宫前的示威群众,以便他可以在历史悠久的圣约翰圣公会大教堂(St. John’s Episcopal Church)前,手举颠倒的《圣经》拍照,上演一场令人无语的竞选秀。这种做法在很多层面上都令人难以容忍,以至于人们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推特上,呼吁白宫援引1807年的《反叛乱法》,对示威者“绝不手软”。这条推特更是糟糕至极:他基本上主张美国军队在美国领土上,对美国公民犯下战争罪。可是,科顿只是想取代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担任国防部长,因此他会毫无顾忌地发表任何言论,以赢得总统的信任。

特朗普和科顿显然都没有考虑过,这些言行会对军队,包括冒着生命危险,部署在海外的美军的士气造成什么影响。至少从1948年起,军队就一直是促进美国种族和谐与正义的重要制度工具。军中有来自不同种族、宗教和族裔的人。

美国士兵在充满种族色彩的氛围中,射杀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者,甚至不必假装有经过正当程序(这就是所谓的绝不手软),这一心理阴影将严重打击整个军队的士气。美国的对手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埃斯珀站出来反对使用《反叛乱法》,而此一正直行为,可能很快就会导致他被解雇。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将军、迈克·马伦(Mike Mullen)将军,以及其他几十名退役和现役的将官,也与他持同样立场。军方的坚定回应,能阻止总统再次命令美国士兵,去做他们永远不应该被命令去做的事情吗?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孤立主义与美德

美国当前的社会动荡,显然正在进一步改变人们对美国积极和建设性地参与全球事务的看法。来自极左派团体“反法西斯主义运动”(Antifa),和极右派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的机会主义者,却是故意使局势更加恶化。

与20世纪最后10年的情况不同,今天的美国人越来越认为,广泛的国际参与太昂贵、太危险、太复杂而难以理解,而且无益于美国普通民众的经济情况,和跌落谷底的安全状况。

然而,还有比这更深层次的事物在发挥作用。深深地烙印在美国人性格中的新教徒/启蒙运动基因,让人们相信美国例外主义是一种美德,以证明其积极参与海外事务乃正当之举。与历史上大多数大国不同,单凭安全和商业利益,并不足以说服一个独特安全的“世界岛”的居民,“到国外寻找要消灭的怪物”——借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编按:美国第六任总统)的名言。

不再是值得效仿的榜样

只有对某种崇高的道德目的抱持着信念,才能让美国继续在全球扮演积极角色,而这一角色最终取决于对美国社会基本美德的信心。外界就经常以这种特质,来理解美国传教式的全球使命。他们没有弄错,的确是如此。

因此,“乔治·弗洛伊德”骚乱最重要的,就是在美国例外主义的坟墓上再添一块砖。也许美国人对自己太苛刻了。也许对弗洛伊德被杀的反应,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过去半个世纪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毕竟,绝大多数抗议活动都和平进行,参与者来自各个种族。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在一场音乐会后打趣道,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编按:19世纪德国作曲家)的音乐“听起来并不像那么糟糕”;同样的,今天的骚乱,也许并不如做选择性报道以追求点击率的媒体所显示的那么糟糕。

重要的是,当这个国家由于正当或不正当的原因,而失去道德自尊时,就像在过去244年里偶尔发生过那样,它就不能抬起头来自信地面对世界,也不能要求世界把美国视为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更不用说一个领导者了。这正是人们近年来,尤其是当下的心态。唉,那么,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就得适应非例外主义日益明显的美国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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