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会加剧中西脱钩与阵营化吗?

作者:余智 阅读量:7015 发布时间:2020-06-29 08:45:30

随着冠状病毒疫情在欧洲与美国的肆虐,这些国家对疫情始发国中国的不满、指控以及追责声浪越来越高涨。众多分析人士认为,疫情将严重影响全球化,加剧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的“脱钩”进程,进而导致世界经济分为以美国、中国分别为首的两大阵营,即“阵营化”。

笔者无意对双方的争端进行价值评判,只是根据近年来双方的关系发展,以及争端现状进行事实预测:近期内中西方发生局部脱钩与阵营化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其程度,特别是阵营化的程度,将是有限性的。

可能性与有限性

先谈脱钩的可能性。很多西方国家指控:中国有关部门在疫情早期打压“吹哨人”,且隐瞒相关信息,错失疫情控制最佳时期,导致疫情大暴发,并迅速向世界外溢;同时通过影响世卫组织,对外发出错误信号,影响了世界各国疫情防控。已有很多国家的相关机构,对中国提出索赔诉求。疫情结束后,围绕索赔问题所引起的中西方摩擦会迅速上升,加剧双方近年来的脱钩趋势。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矛盾由来已久,核心是中国实行并坚持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与美欧日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称为“自由资本主义”),存在深层冲突。在近期内,看不到中国有改变自身基本经济体制的强烈意愿。

同时,最近几年中国发生的政治与外交方面的变化,明显不符合西方的期待。美国高官已多次对此进行明确宣示,而中国则针锋相对指出美方的期待本来就不合理。这两方面都必然使西方国家考量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将经济上的“国家安全性”放在重要位置,促进双方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脱钩”。

这样的脱钩进程,在疫情之前的中美贸易战期间即已开始。疫情,只是从两方面加剧了西方的脱钩意图:一是疫情初期的中方表现,使西方加剧了对中国体制的排斥程度,认为其对西方的“威胁”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层面,也表现在卫生健康层面,因此脱钩有助于维护其“国家政治与经济安全”,甚至“国民生命健康安全”;二是中西方由于疫情责任问题产生争端,疫情后围绕索赔问题可能产生纠纷,使得脱钩有助于维护其“财产安全”。

因此,疫情几乎必然加剧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进程,包括在高新技术、医疗乃至其他领域。疫情期间,美国就已经加大了对华为与中国电信的打压,并出台了针对中国的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方案。欧盟与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则出台了明显针对中国的外商投资限制。

日前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洛德建议,对美国企业迁出中国的相关成本从税收方面给予支持。虽然这只是建议,尚未实施,但疫情结束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举措,预计将会进一步加剧。中国高层已经预感到疫情结束后,中国的外部环境将面临较大变化,对此应该未雨绸缪。

再谈脱钩的有限性。自从中国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经济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双方各自发挥比较优势,通过生产分工、跨国资源配置与国际贸易等多种形式,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目前阶段,中国的很多优势,特别是产业链齐全的优势,暂时还不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完全取代。西方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对中国更是无可替代的。

因此,西方与中国完全脱钩,既不符合西方的利益,更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西方可能做的,而且会做的,是在一些关系军事、政治与民生安全的行业与中国有限、局部脱钩。这些领域,与高新技术是交叉、但非等价关系。这种脱钩,其实是中方不希望看到,但又很难阻止的。在其他的一般领域,双方,至少是西方企业,都有意愿继续维持合作关系。即使西方国家政府鼓励其企业从中国撤出,并为其承担部分费用,也还有不少企业会选择留在中国。

应该说明,脱钩有限性的判断是基于中西方关系的现状。任何现状都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未来双方关系持续恶化,脱钩从局部向全面转化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这里的关键是,中方相对于西方的比较优势,技术原创性较弱,而主要来自于廉价劳动力、资源等方面,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逐步替代的。西方相对于中方的比较优势,技术原创性较强,是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

基于此,如果双方关系持续恶化,西方更有实力、能力与中方脱钩。正因为如此,在舆论场上,西方国家内部敢于公开提出脱钩主张;而中国有关官员的表态,以及官方主导的舆论,却一直极力反对与指责脱钩。这实际是双方实力对比的反映。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中方应继续坚持反对脱钩的基本立场,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防止或延缓这一过程。

局部阵营化的
可能性与有限性

先谈阵营化的可能性。

首先,从西方角度看。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是牢固的同盟关系,而且在经济体制上高度趋同。这两方面,都与中国存在巨大区别。这也就是虽然它们内部也有诸多矛盾,但在对待中国时却总是高度一致的原因。过去两年来,美欧日三方针对中国经济的“非市场导向”发表七次联合声明,就是一个明证。

在中美贸易战期间,美国已经试图拉拢其盟友,围堵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取得了众多盟友的支持,已经俨然形成同盟。此前,英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但此次疫情重创英国等众多西方国家之后,这些国家很可能改变态度,更加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起,对华为和其他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同一立场。前面谈到的欧盟诸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近期出台的针对中国的外商投资限制(主要针对高科技产业),已经展露了这个苗头。

其次,从中国角度看。其主观意愿是极其不情愿同西方形成敌对阵营的。但由于其坚持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并且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世界领导性地位,由此必然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围堵。在这种背景下,其必然的政策选择,就是强化自己前些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加强与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另一个经贸阵营。

再谈阵营化的有限性。如前所述,西方国家与中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互补性,在近期内不会完全消失。双方的脱钩是有限、局部的,而非全局性的。也就是说,西方阵营中的成员,与中方不会断绝经贸往来。更重要的是,近期内中国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与西方对抗或隔绝的政治或经济阵营。

首先,旧冷战结束后,前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与西方基本融合,不可能与中国形成同盟。尽管俄罗斯一直与西方关系不和睦,但其政经体制更接近西方国家,而非中国。其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本质上是策略上的抱团取暖,而非建立在价值观与体制之上的同盟关系(即使前苏联与中国体制一致时,两者的同盟关系也是短暂的)。而且,其经济实力已经一落千丈,根本不足与中国形成强大的经济同盟。

其次,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与组织,如“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组织等,其成员国很多都是西方的盟友(如中亚国家、印度、巴西),或者是中立国家。即使它们强化与中方的经济合作,也不可能因此疏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而且,这些组织中的很多国家(例如印度与巴西),已经由于此次疫情,同中国发生了矛盾与分歧。

再次,如果中国与西方阵营发生严重经济冲突与对抗,而导致中国的经济盟友不得不选边站队,无论从体制还是利益上看,除了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可能都会选择站在西方阵营,除非中国提供异乎寻常的经济援助。但一旦中国走上与整个西方对抗的道路,其出口换汇能力会受到巨大冲击,因此对外援助能力的持久性会受到严重考验。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中国的注意。

总之,阵营化的有限性,既体现在西方阵营与中国脱钩的有限性,也体现在中方阵营内部成员与西方阵营的紧密联系,而且阵营自身是不稳固的。旧冷战时期那样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的隔绝甚至对抗,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不可能,在经济方面也不可能。

西方国家与中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互补性,在近期内不会完全消失。双方的脱钩是有限、局部的,而非全局性的。也就是说,西方阵营中的成员,与中方不会断绝经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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